没有蛇，我们一样吃禁果，因为湾仔就是伊甸园。
    大学生活开始不久，很快我就在为数不少的女生中将眼球对准了刘，一位大我三岁的女孩。在一番周折后我终于俘获了芳心。优越的家庭生活宠惯出来的恶习使我在大学的头两年一直无心向学，打“拖拉机”与看录像是我最大的爱好。而刘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却始终很好。也许是年龄比我大的缘故，刘始终如大姐般的关心着我，在她的呵护下，我更多的像一个小弟弟。我也乐意称她为“刘大姐”。我搬进湾子的原因完全是为了与刘的花前月下，实际上我们一开始仅限于单纯的出双入对，但随着女生宿舍的全面封闭，我们已经无法满足在教室、食堂等公共场合的眉来眼去。这所新建的大学里，瘦弱的小树尚难以遮掩我们的冲动，况且亲昵的男女时时会招来可恶的保安员鬼鬼祟祟的跟踪，据说抓获犯禁的学生会有高额的奖励。但在湾仔我们却是肆无忌惮，因为保安员尚不敢在湾仔里放肆，村民直接的利益容不得他们半点损害。
我租住的是一间面向院子的底层房间。和湾仔大多数村民一样，住在楼上的“老板”只管收取租金，于是这里就成为我和刘的小天地。湾仔的自由终于使我们的冲动彻底绽放。
    一个燥热的晌午，我们终于跨越了校园中的雷池，没有蛇，我们一样吃禁果，因为湾仔就是伊甸园。还记得，事后刘轻柔地楼着我的脖子说：“我再也不是你的大姐了。”我明白这意味着托付与信任。
于是，从那一刻起，我的幼稚嘎然而止。我不再事事依附于刘，也不再无心向学，与刘的关系倒成为我学习的动力。因为总会有一个信念在鞭策着我：你已经而且必须负担起某种付托。其实，很多事情必须是男人才能做得好，而我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男人，即使那种经历要冒着杀头般巨大的风险。
    后来总在想：如果学校不禁止男生进入女生宿舍，我也许不会在湾仔租住，如果没有湾仔，我们也许不能偷吃禁果，但也许不会有学有所成的我。
    感谢湾仔，让我领悟到获得某种托付和付出某种承诺，必将因其责任而越发努力这一信条。我一直以此鞭策着自己并灌输给我的员工。
    多年以后我仍然以亚当同志作为笔名，即使我最终没有与那时的夏娃同志结婚。

在湾仔，我不可思议地看遍了所有获得奥斯卡提名的影片，以至有“奥斯卡影帝”的美名。
    我来自一个根正苗红的传统家庭，父亲是当地一所重点中学的校长，母亲是一所名医院的医生。父亲对打麻将都会觉得堕落，而母亲更是连牛仔裤都禁止我穿着，因为她觉得那不利于男孩子的正常发育。高中的生活，我觉得除了学习就是学习。传统式的家庭教育，使我在大学的头两年里显得出奇的楞。同学们甚至送给我一个善意的外号“小毛驴”。
    我已经记不起如何迷上电影，大约是电教中心的录像放映让我着了迷。那时，西片与港产片正开始大举进入内地市场。慢慢的，每周一次的录像已经不能满足好奇的需要。而湾仔里的“每日巨献”（我们对录像的戏称）最终把我俘虏。录像放映通常从七点半开始，连映三场，偶尔会有“毛片”做为加菜，但想看一个“毛片”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通常要在那个充满脚臭和劣等香烟味的录像厅看满三个片子后才能等到15分钟的酣畅，但看完第三场通常会错过宿舍关门的时间，巨大的诱惑使我真正成为湾仔的一员。
    为了节约有限的生活费，我与录像厅老板达成协议：每天跟着他上街租片，跑腿的结果是我可以随时免费观看，而老板的生意额也因此相应增加不少，因为我总能准确把握学生的胃口，从而建议他租到上座率高的猛片。因而我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每天必到的常客。甚至，先放哪部，再放哪部都由我说了算。老板不在就让我替他放片子，再后来干脆连录像广告都由我操刀。于是，在湾仔，我不可思议地看遍了所有获得奥斯卡提名的影片，以至有“奥斯卡影帝”的美名。
    慢慢的，我对电影的印象开始从单纯情节好奇到场景及人物性格的模仿。我开始发现，我在电影中可以见到现实中无论如何也见不到的空间场景，这对一个学城市规划的学生来说，空间体验及专业水平的提高竟得到莫名的帮助。更大的收获是我发现剧中的人物本就是十分可贵的模仿对象，他们的举止、言语甚至于思维，这对一个传统家庭中教育出来的“小毛驴”来说都是一个个正反面的生动教材。更何况我观看的多是其中的精品。
    后来我时常在想，电影取材于生活，而生活何尝不能从电影中模仿，尽管那有太多的虚假，而模仿本就是最好的学习方式。我的精干与早熟，多半来源于那些电影。
    那时养成的爱看电影的习惯延续至今并让我收益颇丰。我一直认为，电影与书本一样是良师益友。
     我一直戴着令人羡慕的光环走完大学生活。入学考试时我以一幅不着边际的素描（先画明暗关系再反过来找透视线）获得一片掌声与惊叹。当同学们还在拼命学素描时我已经开始画水彩。说老实话，我始终对同龄人有一种傲视的快感与早熟的成就。
    专业和心态的早熟加上父亲的关系（我父亲当时正经营着一家颇有规模的装饰公司），使我实际上在大一的下学期就开始偷偷地“捉虾子”（武汉土话，意为赚外快），但学生宿舍的条条框框以及同学的嫉妒种种终于促使我搬进湾仔。只有在湾仔里，我才拥有属于自己的天空，不必处处受人制约。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那时枪炮与玫瑰、涅磐与老崔都是我的最爱），我把包括父亲公司在内的一些装饰业务接回来，在湾仔里我私人的“工作室”里肆无忌惮地开干，我不必担心影响到谁，也不必担心恼人的熄灯管理使方兴未艾的构想往往随着灯光熄灭。我可以在我的“工作室”里通宵达旦地画图，也可以自在地蒙头大睡而不必担心任何外来干扰，只要每月准时交上50块钱的房租（包水、包电，还可以毫无节制地烧电炉）。
    游离于公司、教室、湾仔之间，而湾仔更像我的补给站。我很早就领悟到不必拘束于某一刻板的生活或工作组合，反而会有更多的收获。大量的实践经验反倒使我的设计水平在班中遥遥领先。
    因为很早就有额外收入的缘故，我成为整个湾仔注视的焦点，更是湾仔里出名的“大款”，白晃晃的耐克鞋加上腰间的中文BP机总泛着迷人而骄傲的绿色光芒（要知道，在“有事呼我”的年代，将近4000块钱的中文BP机绝对是顶级的奢侈品），然而它却为我惹了祸，某某老师据说是看不惯我张扬的样子，毫不犹豫地给我一个不及格，但我想那一定是他寒酸的收入与狭窄的心胸起了嫉妒。
    教室宿舍食堂三点一线的僵硬组合，其实不知抹杀了多少人的能动性与创造力。在湾仔，你会拥有另眼看世界的高明和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