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化策略
熊琳（某文化周刊主编）：
    就说美容术吧，由于极度发达，那些女孩被诱惑着开始尝试进一步地锦上添花，她们弄到几十万块钱，委托医生对身体进行修修补补，几天的工夫，便打造出中国“人造美人”，她们的目的并不局限于此，接下来她们要出书，搞个人传记，马上就有影视公司要跟她们签约买断影视改编权，由作者本人担当主演。将自己身体“大卸八块”，需要多大的勇气、决心和魄力，哪能没有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内心冲突？我想，这是对身体的物质化欲望达到了相当程度才能做得出来。同时也是生活的物质目标给了她们这样的勇气。
    从结果来回溯，则是一个策略的运用过程。
齐明力（网站经营者）：
    说到策略，过去，媒体上批评谁，谁都不乐呵；现在，批评却成了帮忙。批谁谁香，批谁谁火，所以，实在不行了，策划班子在抛出一个新人时，专门组织帮闲的文人，模仿王成的样子：“向我开炮！”自己隐身其后朝自己开枪，这一招法，过去在江湖上叫做“以毒攻毒”。 在物质化的时代，文化的质常常被忽略，文化的符号都可以被商业和时尚借用，成为一种流行的策略。
李青（自由职业）：
    策略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智慧结果，是不能回避的。它给我们带来了繁荣。我想说的是，当物质的策略被运用到一种极端，真实的精神，它的空间是不是就受到欺占。在以实现物质欲望为目标的物质策略的实施过程中，精神的期待是不是很虚弱？
梅广平（某四星级酒店老总）：
    其实，策略这个东西不是以物质为目标的活动的专利。就像物质活动可以利用文化符号一样，以精神或文化为目标的运作，也可以利用物质策略。比如简单生活的倡导。简单生活这个概念，在一个物质化时代的出现，似乎要变成一种时尚。体现的是物质化时代对人类无限扩张的欲望的反思与背叛，是对现存自然资源的忧虑，也是对单纯的精神的渴求。有人归纳得很好：简单，既是一种物质状态，也是一种精神状态。既是一种生活形态，也是一种生活哲学。我想。如果我们愿意鼓动这种局面的形成，运用的也将是物质化的策略。 

误 读
李轻松（作家）：
    如今，一种怀疑笼罩着我们的心理。从前，我们过的是一种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词汇做简单的判断。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个邻居老太太，是一个医生，退休在家。她家有一个不大的后院，种了好几种果树和花。老太太很老了，还是很美丽的样子。她说话、做判断也总是用简单的词汇，比如她说：“那个人可是一个好人。”而现在，你如果说谁是好人，有人就会反问：“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坏人？”物质发达了，人心复杂了。信任成了幼稚的东西。怀疑是正常的。
    曾经有一对男女，他们是邻居，男的老婆跟女的老公私奔了，就剩下他们。他们相约一起喝咖啡，一起聊天，他们发现彼此很投缘，这时一个问题出现了，他们的下一步是不是他们老婆和老公的重复？他们反复告诫自己：“我们和他们不一样”，但不一样的结果是回避感情带着痛苦离开。男的来到柬埔寨，对着树洞，倾吐心事，成就了一则小资的神话。这是王家卫的影片《花样年华》讲述的故事，男的扮演者是梁朝伟，女的扮演者是张曼玉。
    一样的是他们和别人一样产生了情欲，不一样的是他们压抑了这份汹涌而来的情欲，二者究竟有什么不同？他们为什么要躲避着邻居？他们在躲避一种社会的误读。但谁又能逃避这种误读？
    当王家卫被小资们误读后，电影学院不再谈论《花样年华》，尽管大家心里都崇尚着这部电影。

翻 案
王力（大学教授）：
    物质化的时代思维是逆反的，是翻案式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以波澜壮阔的史诗笔法，真实地再现了中华民族政治历史变革中最为激烈动荡的一幕，用通俗的电视大众媒体对复杂纷纭的历史进行梳理和解读，这本身就是一件意义非常重大的选择，它对今天的人们准确的认识历史，自觉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有裨益。编导对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等历史人物在影视作品中的重新阐释，无疑使观众耳目一新。过去我们对历史人物的塑造显然深受创作上的“二元论”的影响，人物非好即坏，导致了人物长廊中清一色的脸谱化，同时也给人们的认识造成了一种判断上的幼稚和盲从。
    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文艺创作在试图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方面做出积极的努力，廓清了人们在思想上的许多误区。《走向共和》进一步延伸了这一新的历史视角，对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贡献，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但是，它在历史人物的塑造和评价上，又不自觉地走上了另一极端，慈禧、李鸿章、袁世凯成了忧国忧民的典范，被创作者认同，而孙中山等伟大历史先驱却被塑造成蝇营狗苟的市井之徒。为什么像孙中山这样的将整个身心都献给共和的圣人不能像前者那样被创作者认同呢？一段时期以来，文艺作品在人物塑造尤其是历史人物的塑造上大兴颠覆之风，在创作者新的历史目光中，帝王将相变成了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是靠他们呕心沥血在书写，我们只看见康乾盛世，却看不见文字狱，我们还要祈祷他们“再活五百年”？
    坏人一定要往好处写，好人一定要往坏处写，仿佛只有这样才出戏，理想是不真实的，情操是虚假的，惟有存在才是合理的，一切从现实原则出发，成了创作者构思的起点和归宿。看到《走向共和》中袁世凯及其帮凶呼风唤雨时，未必没有人会认为袁某很了不起。因此，表面上看今天的创作在人物塑造上貌似丰富了，但实质上仍未逃脱非此即彼的逻辑指向，只不过是当年创作思维上“二元论”的变体。

性 感
拉姆（记者）：
    前两天在电视上看动画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当看到濒死的梁山伯和祝英台隔着一堵墙，手跟手拉到一起的时候，大受感动，觉得那时候的人才真叫性感。
    裸体肯定不叫性感，性感来源于想象，客体的遮掩和主体的羞涩，它对应的形容词是春光乍泻。
可能我们的目光承受的刺激太多了，所以，我们留给想象的余地几近于无。梁祝的时代，他们由于实际占有的东西少，因此想象的空间便格外地大。
    我记得梁山伯对祝英台说的最性感的一句话是：“认识你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快乐！”他表达的激情仅止于认识对方，在这个认识的背后有多少内容和词汇可以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