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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土司家族
文/勒安旺堆图/作者提供
引言：我的家族，几代人都把自己的生命搞得很充实。盖棺论定，祖父和父亲的名誉都得到了恢复。我呢，拥有一份心满意足的生活，能有闲暇说说先辈们的事情。
在母亲眼中家族的荣誉高于一切
对家族、尤其是对我母亲来说，我的出生太重要了，因此我的少年是在万般呵护中度过的，也因此，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能准确地知道我是谁。
1950年，藏历三月初一清晨，我呱呱坠地，消息很快报到祖父刘恩那里。祖父一向严肃的脸上立即换上了笑容，从此，这种笑容就经常挂在脸上了。父亲也跟着笑。
我不是长房长孙，按常规，祖父不至于高兴到这种程度。我父亲排行老二，孙子辈中男丁我排老四。但祖父有意要我父亲在家承业，现在父亲有了儿子，祖父的设计就可以实现了。父亲常年在外经商，到处都有相好，他有过在昌都、打箭炉（今康定）或丽江安家的预想，像所有的大老板一样，哪里的女人先生下儿子就在哪里安家。于是，刚刚出生的我就像似一颗钉子，把我父亲的家牢牢地钉在了建塘。而父亲的高兴多半是他骨子里的汉人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最高兴的是母亲，因为她像藏獒一样顾家，像母獐讨好公獐一样不松懈地向父亲卖弄风情，并像经幡一样不停地祈祷，现在，她所有的努力终于结成了一个果实。
母亲是当地最有名的世家“拉咱”家族的后裔，这是人们景仰的血脉，延袭下来的说法是：拉咱家族是神的后裔。这个家族到了外祖母这一代，竟然只生女孩，因此只能招赘，这样，一个鹤庆籍的民国军队的“杨排长”就成了我的外祖父。他不谙熟当地的官场，因此家道渐呈没落。拉咱家族上一辈还担任千总之职，到这一代被他搞得只能当把总了。他嗜酒，所幸的是家里有一间烤酒作坊，因此他有条件经常酩酊大醉，借着酒他命令弟弟唱滇戏，然后就痛快淋漓的骂娘，骂他认为抢去他家千总职位的人家。那嬉笑怒骂竟与别人不同，节奏绵长中又有起伏，有文采、有情节，像颂经、像说唱，生动活泼，竟常常引来好多人伫足聆听。我的外祖母尽了很多努力让他少喝，是怕丢脸。
由于对外祖父的失望，外祖母毅然担起了振兴家族的责任。
外祖母的战略充满女人气息。她亲近邻里为儿女营造宽松愉快的成长环境，将长女嫁给有势力的土司为儿子的日成气候作垫底，竭尽全力供养四个儿子，重点培育长子齐世昌重振家门。
我母亲18岁上嫁到刘家后，尽心尽力侍奉公婆，以求得到自己娘家的关照。要知道祖母生她前曾养过两个孩子都夭折了，因此小时候我母亲脾气很怪，稍不如意便会抓破脸、扯下头发，有时发火用手抓地抓墙抓得指尖流血，据说娇纵和任性到了极点。但她还有一种了不起的素质，她能为了一个自己认为崇高的目的而约束自己，在母亲眼中家族的荣誉高于一切，她任劳任怨是为了家族的脸，她充满激情地做着她认为她该做的事。现在她已80高龄了，但是日常话语中提及“祖父”、“祖母”，其实指的还是她娘家中的故人，平时她对娘舅的孩子亲于刘家的后代。
她很快就进入当贤惠媳妇的角色，把七大姑、八大姨、公公、婆婆服侍得熨熨贴贴。但在一件似乎与己无关的事情上却决不妥协。我的大爹找了一个小的，她坚决地站在大妈的一边与大爹进行战斗。
她常常陪着大妈悄悄尾随大爹，来到小房的门外，大爹一进房，她们就在房外骂街，只骂得大爹了无兴致，气冲冲的追出房来，她们才一溜烟逃跑，但是一边跑一边还要回头观看。如果大爹转了回去，她们也要转回去，一直到大爹悻悻然回家为止。有时她们俩还会直接冲到那小房家门口，将那个同样值得同情的女人扯出房来，相互撕扯一通，直到兴尽，或者直到有人把大爹喊来才肯罢手。
对于祖父来说，当上把总无异于捡了一个金蛋
最疼爱我的是我的祖父。迪庆有许多土司，历史上，祖父是最后的大土司之一。
我祖父生于1888年，到1966年已享79岁高龄。那时候他的身份是迪庆州政协副主席，被关进了监狱。是一群红卫兵乱哄哄推搡着送进去的。理由是在他的宿舍里搜查出一小坨大烟土。这些红卫兵还说据他的孙子（也就是我）揭发：除了烟土，还有手枪和子弹被转移到神秘的地方。
当时公、检、法机关工作已瘫痪，但是公安人员还在执行公务，因一时弄不清真假，只好暂且管押。何况这是红卫兵小将送进来的呢。
事实是，由于他是民族上层，有多年嗜烟经历，从1950年代初期解放军首长和人民政府领导同意他不戒烟，并由公安局定期发放少许供他吞服。因此第一条责难是多余的，而对第二条责难，公安同志委托当地负责人找我查证。
那是一个雨后的下午，地上到处是一汪一汪的水。我们几个同学在湿地上跳过一个又一个水洼。就在这时走进跟前的老干部问我：小刘，听说你揭发刘恩有很多烟土，还藏着手枪和子弹。我一愣，但立即就回过神。“没有。”我虽然还不知道祖父已被关押，但我知道不能说错半句话。这年我16岁。
第二天，祖父走出看守所，祖孙的见面沉重得没有问候和寒暄，相互凝视中，我看见祖父鬓角的白发和布满皱纹的方脸那样祥和。这个人人避之惟恐不及、最有争议的历史老人笼罩在一片宁静中。
祖父看着我的眼睛说了一些话。
“一之则很高兴你不按别人要你说的话讲真话。二之则今后你谁也指望不上，只能靠自己。多读点书，多结识点人，多想点事，做一点别人做不好的事，不要去争做大家在做的事。”这些话像是临终遗言，当时我没怎么懂，后来才渐渐懂了。他还说：“互相猜忌、勾心斗角本来只是少数人的事，现在连小孩都参加进来了，罪孽啊。”
他的预感是对的，虽然后来我们祖孙还在一个家中一起挨过又一年，但已没有当时的心理交流。沉重的政治运动及其对我们的伤害挫伤并揉碎了我们的感觉系统，除了最起码的生理需要，已经没有了任何情感交流。
这是1964年7月的事。当时正值“四清”运动最如火如荼的时候。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也为了痛打落水狗，也为了在藏区补阶级斗争的课。在自治州礼堂开办了一个名为“土司剥削史”的漫画展。漫画中的主角就是我的祖父。 我问他：“爷爷，最近在我们旁边有一个展览，好像展出了我们家和你的事，你知道吗？”
“一朝天子一朝臣哪。”然后他就不再说话。这几年，我在查阅档案时看到祖父他们单位的学习记录，其中有这样的记录：“只要一开会或学习，他就打瞌睡。”从生理上看，他已衰老，从心理上看，他已经十分疲惫。
1950年迪庆全境和平解放，当地著名人物中刘恩、马铸才算得两位。他们一个可以调动1200条枪和人，一个是鼎鼎有名的在茶马古道上做国际贸易的藏族资本家。无独有偶，他俩都出生于贫苦之家。马铸才是我的姑老爷。
我祖父的祖父是一路讨生从浙江一个农村来到鹤庆，之后又辗转来到中甸的。虽然路途艰险，气候偏冷，然而这里民风淳厚，尤其是古城之中来自各地的商贾云集，会有立锥之地。
我祖父刘幼时五个兄妹和他的父母共七人住在约36平米的一所破烂的板式平房中。这是当地最贫困的人家的标志。
自小他就到城里的几家商行和小食店作小伙计以帮助家庭维持生计。但他因此知道了识文断字的重要性。因为得到私塾侯先生的帮助，他的汉语文识读能力提高很快。后来当他讲话时就爱用“一之则，二之则”等既可表示序数和条理，又流露他的识文。
与他同代的人以及他本人都承认他是最勤快的。祖父的勤快和有条理给我也留下深刻的印象。1955年，他已67岁高龄，这时我也已稍能记事。每天吃过晚饭，他就约上一二老友躺在烟榻上聊天，这是供他专用的会客室也是他当土司时的大烟室。客人都是他尊重的当地文化人。用过夜点后，送走客人，再闭目养神一个时辰。
小时候，我是他的尾巴，有时候他也可能就把我当作不可或缺的拐杖。这天深更半夜，突然一觉醒来，我还躺在祖父的烟榻上，祖父却不见了。一骨碌起来我哭着跑着找祖父。全家人都被我闹醒了，祖父也很快来到我跟前。原来他有一个习惯，全家人包括家奴都睡下后他要到处检查一番：走出大门看有没有闲杂人夜游，关上大门后检查骑马的夜草是否上足、上楼后还要听听打更喊注意火险的更夫是否还在值勤，最后还要到家中火塘前看火是否焐好。据说这是他多年当土司养成的习惯，他认为看护家里的安全是他的责任和使命。
1962年到1965年是我生命中另一段值得珍藏的日子。作为民族上层，刘恩已淡出政治，作为自治州政协副主席，自有一份好收入，一段清闲。由于祖父有勤快的癖好，我就有了许多口福。他年少时练就的做菜绝技，在这段闲暇中一一使了出来。每一天，我都在盼着赶去吃他做的饭，有时对上学也十分反感。其实他的出人头地与他的勤快和做饭菜绝技有很大关系。当年祖父在云昌商行做小伙计时练就一手做饭菜的工夫。时任中甸抚夷厅同知阮大定也常到该行吃饭谈天，每每享受了口福后，他对刘恩大加赞赏。
由于英军入侵拉萨，达赖喇嘛向清廷求援无着，刺激了藏族的民族情绪，西藏地方政府中一部分人就策划穷兵黩武，为防止藏政府中分裂势力坐大，清王朝派川兵进驻场昌都以为震慑。是时恰逢清末国势衰退，清兵失去后援。这支部队就地抢劫，并进占了昌都的强巴林寺。
这支溃败出昌都的散兵游勇，一路抢劫退向四川和云南。其中一支与川兵管带张占彪所率部和起来并攻下四川省香城县城。宣统二年（1910年）10月，张占彪部由乡城偷袭中甸，中甸同知姚春魁、哨官钱尊宪被挟持。时任差头的我祖父，不顾自身安危，一如往常到关押处献上三餐。每次他都用托盘托起奉上，态度之谦恭，一如往昔。连监守的叛军卫兵都表示了对他的敬意。
我祖父刘恩勤快、好学、善于巴结，他的一切努力博得土知府阮大定的欢心并迎合了他的需要。这天，喝过一两青稞酒的阮大定微醉之余，对刘恩说：“小伙子，你如果想当土官的话，今天正有一个机会。小中甸最近死了一个把总，他们报上一个补缺，被我卡住说不宜。现在这个缺还在，我已说服你的老板帮助你，现在起你父亲和老板俩人去小中甸找一、两个老民来举荐你，我就请求云贵总督任命你。”
刘恩欣喜若狂，立即请父亲和老板去做工作，求得老民得公阿你等人的举荐书。他知道这种机遇对他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因为在当地要补缺土官是多么大的一件事，为了补缺，有人曾在要咽气的土官病榻附近窃听，一旦去世立即组织人力活动补缺，活动中近千两白银是少不了的。这是光绪三十二年，我祖父刘恩18岁时的事。
对于祖父来说，当上把总无异于捡了一个金蛋。本来他父亲已沦落到挑担做货郎到四乡做点针头线脑的买卖，他已无力养大刘恩三男二女五兄妹。正因此他才让九岁的大儿子放弃读私塾去做小伙计。现在刘恩每年可享有青稞2100斤，俸银10两。而且县太爷和当地人土守备都让他再承担县衙文案一职（按旧制县衙文书还兼藏汉语翻译任务），因此年享受青稞80斤。而当有人到县衙告状，文案每传递一分状纸，可收银2钱。清朝末年，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到县衙门打官司。
我祖父的命运发生了巨大转机，于是他家就给他提亲。女方是当地望族，称作“霞那”家，其祖曾于清咸丰年间任过大中甸把总。该女子很让刘恩倾心。个子不到1米50，圆额、尖下巴，但身体发育得十分结实，人人都说她是生儿育女的料。最为令人心动的是她过人的精力和眼睛中流露的平和，但她又敢作敢为。
一次在当地青年谈情说爱的“茶会”上，她主动对他说；“我很喜欢你，你快让人来提亲。我要把提亲人送来的彩礼亲自交到父母手中并对他们说，他知道我的深浅、我知道他的长短，您们就答应了吧。”后来她真如此做了，如此说了。
结婚后，很快就怀上了孩子，而且我祖父又摊上了另一个肥差。刘恩一生因此认为她是他的福星。
这时是宣统元年（1909年），这年同知阮大定因“借案科罚，假公营私”被革职，张国玺接任。新官上任三把火，又有上一任未及卷走的银两留下。他标新立异要将判案罚银交出作修整街道路面资金，让我祖父为首的四人管工，去领头做着这一单好买卖。这是博取乡邻欢心、为自己进入官场画上精彩开头的极好机遇，用公款搞建设，这是极少碰到的。确实，这座名为“独克宗”的月光城近千年来就依山而建，因地势较高，雨天虽然道路泥泞，但是天一旦放晴，道路就并不太难走。现在有人组织修葺，实在还是一件惠及后人的功德。
我祖父他们到附近名叫达浪的地方组织采石，请了6位石匠打制，据他们后来回忆，所开工资极低。然后又用派工的老旧制，即几乎只给生活费就强令达浪一带村民将打制好的石头运送到城里。然后再让被关押在狱中的囚犯到现场铺垫。
由于他们做的是有利于千家万户的好事，在修铺路面的过程中，每一户在要求出一至二两白银时，大家都很爽快。而且每户都自动出了许多白工。这样修铺了4个月，铺通北门街到仓房街的路面。
这条路中间两行金黄条石，边上配以青色石块。仅是给视觉带来的感受也令人舒畅。再加上有了好路后路两边的铺子家都整修了下水道和铺前地面，店家的生意仿佛好了许多，连乡下人进城都交口称赞。
由于第一期施工非常成功，连县衙里的同知也十分高兴，跟着就开始修铺北门街到金龙街、转水井边的路，然后再用条石修砌全城人都要饮用的水井。这样全城的主要街道和主要公共场所都由新修的路连起来了。全部完成前后总共用去一年。
我祖父在取得成绩的前提下“大帽子下面开小差”。那个时代官场的管理无章法，既没有事先的设计规划，又没有事后的审计监督。所以我祖父大大地捞了一把：同知给的经费中留一块、工匠头上吃一块、摊派给受惠店家的捞一块。
他有权有势了，开始购房购地。对他们一家来说已经在这个地方生活三代，早已了解这儿的风水。这座城镇围着一座形似龟的石山而建，其西南方有一排山峰像屏风一样挡住肆虐严冬的西南风。就在这里，他建下了宅院生下我没几天，家乡就和平解放了。家人兴高采烈，因为我的土司祖父竟然被共产党委任为副县长，这一点连清朝、民国两个朝代都没有过（当地人只封土官）。而且我的父亲也是地下党的负责人，也就当然地成为新政权的组成人之一。
父亲一生的悲哀，在于他的努力总是被莫名其妙的缘由毁了
没有谁比我父亲对事业更执着，但也没有谁的结果比我父亲更令人沮丧。
父亲的名字叫吾桑，汉名叫刘汉勋，他的生辰八字挺吉祥的，1918年正月十五。这一天松赞林寺要举办迎佛节，四邻八乡的善男信女都来朝佛，到处都是热热闹闹的，这样的日子是好日子。就像他的名字所表达的藏语意思一样，金刚，顽强，有主见。
从小他就是一个孩子王，拉帮结伙，偷狗打架。当时，国民政府在边疆推行汉语文教育，那些原来的私塾先生就领到了教师的薪俸，他们就要多招学生授课。我父亲被送进侯先生的私塾。侯先生刺激他说，打架肯定读不好书！父亲的脖子一梗，说，走着瞧！果然，父亲读书十分上心，他的楷书可以让其他的孩子当描红本。
13岁考丽江中学，14个孩子里参考，他落榜了。感到颓丧，在街上遇到他姑夫马铸才，也就是我的姑老爷。当时的姑老爷已经把生意做到了印度，并在加尔各达已开起了后来十分著名的商号“铸记商号”。父亲恳请他姑夫带他到印度，姑夫说，带去可以，但有条件。我们的关系从此就是老板和伙计。父亲答应了，就此去了印度。
很多到过印度的中甸人，都说我父亲是最能干的。到了17岁，他已经能通英文、梵文、藏文。按他搞的建筑设计图建成的建筑，可以把小车开到4楼。据说，他过的是实实在在的伙计的日子，有时早上贪睡一会儿，姑夫就往被窝里浇一瓢凉水。他掌握的知识更主要靠的是自学。
21岁上，在拉萨与姑夫发生口角，两人闹翻。父亲提出要他姑夫开出以往8年高额工资的要求，因为他的商业成绩是其他人所不能比的。姑夫不肯高开。后来，在拉萨的云南帮全体老板出来调停。结果，他姑夫给了他一个12匹马的驮队和12驮货物。从此，他当上了马锅头，来来往往于丽江、中甸、拉萨、昌都、印度。茶马古道上路途的险峻自不必说，商业风险也非常大。有时生意做赔了，他们就偷运枪支和大烟。这天，他们在四川军阀刘湘手下购得8驮大烟，准备运到大理卖给国民党的军官。驮队离开不到十里，在翻一个上垭口时，有一个连的正规部队守在路口，他们的货被挡住了，我父亲从后面策马上来，一面高喊：“这是藏王的货，我有官方文书。”他的马到了连长的身边，从楚巴掏出一只上了膛的20响波壳枪，抵在了连长的脑袋上，说：“让你的人把抢口往地上垂，不然我打死你。”回过头来用藏话对手下喊：“你们快走，别管我！”等驮队走远，他跳下马，让连长走在前面，他的枪抵在连长的后心，一直走到他认为安全的地方，让连长转过去，自己跳上马，侧身枪向连长，缓缓地走远了。
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家乡的伙子投靠他的很多。还有时，他丽江的店家要为他接待一二十个穷老乡，老乡们都很尊敬地称他“刘二哥”。
1948年末，内地的通货膨胀波及到了边疆，生意人受到的伤害是最大的。我父亲的生意倒了，连驮嚼费都收不回来。后来他们约上一群马锅头到昆明找货主讨要运费，就在这个时候，他们与中共派到云南开展地下工作的和万宝等人碰上了。和万宝是纳西人，这群马锅头中有一个重要成员鲍品良也是纳西人。这时，解放全国已经是迟早的事，但国民党在云南还有较大优势，因此需要发展和组织武装部队。这些马锅头和他们的马脚子都是见过枪林弹雨的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一只共产党领导的藏族骑兵队就这样诞生了。我父亲被任命为二中队的中队长。为了开辟藏区工作，地下党组织派我父亲回中甸。
当时的中甸驻有国民政府军队，还有多股土司武装，其中还有与当年的红军打过仗的武装力量，他们对共产党解放中甸疑虑重重，因此我父亲和其他的地下党员商量后，首先组织了一支以保卫家乡为宗旨的队伍，叫“城防义务大队”。这是一支以地下党员为骨干的党的外围组织。
抗日战争中期起，茶马古道上的生意就十分地兴旺起来，大量支援内地的物资从这里运进。茶马古道上的马脚子都是藏族人，他们分属不同的老板管理，现在这样集结在一起好像很不和谐。再何况，在国民政府支持下，以汪学鼎为首的土司武装也看不起这群“乌合之众”，父亲他们用组织兄弟会的古老方式组织起来的队伍，既然叫“城防义务大队”，自然要搞好城区防务。他们分头守住各个城楼，并规定凡进城的人都要下马。这是向僧侣贵族和土司头人示威，强调自身的存在。一天，刚被民国云南省政府任命为副县长的汪学鼎进城，到了北门城楼，他坚决不下马，并试图让属下强闯进城。双方推推搡搡乱做一团时，我父亲赶到现场，掏出手枪指着汪学鼎，同时一把将他拉下马来。汪学鼎的属下惊呆了，他们在这个地方横行了几十年，现在，竟然有人要他们做不想做的事。等他们回过神儿，我父亲已经翩然离去。汪学鼎他们开始注意到城里在发生一些怪事，一些学生和教师在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一些穷人敢在富人面前挺直了腰杆，城里人组织的武装力量已经不可小觑。汪学鼎在一些公开场合说“自己的猪自己杀”，他们私下里给我父亲的脑袋开出了一千块大洋的价格，要动手杀他。
我父亲是机警的，也很沉着。汪学鼎当然还要考虑到我祖父的面子和实力，因此，我的父亲没有被杀掉。“城防义务大队”组织青年，发动群众，为中甸的和平解放做了大量事情，为后来的藏区建设准备了一批干部。为表彰父亲的工作业绩，1950年，让他作为少数民族观礼团成员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不但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还收到了他老人家赠送的一套毛呢中山装。由于他曾是土司，又是大土司的儿子，他觉得在家乡开展工作不方便，要求到公安部队工作。虽然他已经被新政权任命为民政科科长。
他被分配到章风边防检查站工作，就在这里，他在一次追击特务时，头部受过一次重伤。之后每逢天阴，他就会抱着头长久的不说话。他是带着正排的军衔复员的。
1956年他为筹备自治州成立兴奋不已，他的工作安排的满满的，而都又是他最喜欢干的。他对自己的书法特别满意，而这段时间里需要到处去写毛笔字，这可是他多年来求之不得的，而且经常有人围在边上叫好。
1959年，我父亲被安排到中央民族学院接受马列主义教育。
回到迪庆后，他所有职务都没有了，被安排到乡下去当工作队，当时生活很困难。一天我回到家里，发现盆子、簸箕和水缸里都装满了鱼，原来是父亲回家了，原来他是借口他的头伤发作了，需要到温泉治疗请了假。他找到他过去的部下要了一颗手榴弹，在河里炸了很多鱼，趁天黑背回家。当时，三年饥饿还没过去，看到这么多的鱼，大家都十分高兴。连着三个晚上，全家人都要加工鱼干，我和妹妹干得最起劲，我们知道，起码有一段日子我们不会太饿了。
我觉得最令他放心不下的，是那些与他接触过的人都被人污陷，他觉得有责任帮他们讲清楚。他受不了别人怀疑他参加革命的动机。他觉得有一天还是可以讲清楚。他为了讲清楚而活着。
他也有沉不住气的时候。1971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他在一次会议上，高高举手，赞成将自己开除出党。这之后，他被调到离家更远的五七干校。行前，我对他说，现在我也已经是大人了，你就在家养老吧。他说，你要相信，我是一个好的党员。我总有一天能讲清楚所有的事。不讲清楚我不会回家养老。看他坚决的样子，我也无话可说。之后没有一年，他突发脑溢血在医院病逝。
我的家族，几代人都把自己的生命搞得很充实。盖棺论定，祖父和父亲的名誉都得到了恢复。我呢，拥有一份心满意足的生活，能有闲暇说说先辈们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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